2017年6月1日晚上6点半，来自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的李畅然副教授为山大学子带来了一场题为“回到事情本身——清代考据学兴起过程检论”的高质量学术讲座，讲座由儒学院副教授王晓婷老师主持，现场座无虚席，同学们都热情高涨，认真聆听。

李畅然教授首先梳理了清代考据兴起的过程和条件。考据学在历朝历代都有，但以清朝最为突出，在此特以《孟子》著作为例来考察它的兴衰过程。考据学在清朝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三起三落，在康熙到乾隆前期是极盛期、嘉道年间为次高峰、光宣年间再次之；在顺治、乾隆后期、咸丰年间低谷。清朝考据学的飞跃也因为其载体——雕版印刷业的发达；主体条件上，在时代大变动下士人构成的变化，立言留名的要求——考据和义理上的创新都可叫做立言，夷狄入主的特殊心理和心形学的发展与争论。

随后李教授具体展开了考据与心性学若即若离的联系。考据学自有其趣味和价值，与学派间特别是朱王争论没有特别联系，同时在年代和代表人物上都没有负相关。朱子学强调的读书穷理、汉魏古注也对考据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正面推动作用。

接着在为义理考据辞章正名中提到学术分工的相对性，以及义理考据成果历时稳定性的大逆转。并提出，义理是考据的极端形式，本文才代表现象界，字词代表共相，承载着概念和理念。语言文字与文本不同，文字的创制利用了言语的这种先天结构，区分语言和言语的自由度，在我们思考义理考据问题中的意义时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在讲座最后的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的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李教授也逐一认真回复，并且现场建立了一个学术讨论组，讲座虽然结束，但是关于问题本身的探讨还在延续。

李畅然，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教授，2004年夏入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工作至今。常年致力于清代学术和孟子学史的研究。主要专著有《清代< 孟子>学史大纲》和《戴震< 原善>表微》，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孟子》与清代学术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委托一般项目《儒藏》（精华编）《读通鉴论》、《四书大全》二种校点。